东西方的这种个体与群体意识之间的冲突，必然是以后在市场营销过程中，面对问题时，解决方式上的冲突的起源。
    个体在群体中生存，只有当其有能力的时候，群体中的其他个体才会尊重、尊敬这一个体，甚至奉其为领袖。倘若这一个体没有能力或者无法将其能力通过某一途径或方式展现出来，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就不可能尊重他，会逐渐淡忘甚至消灭他。以狼群为例，作为个体，公狼如果失去了给群体做贡献的能力，不用群体中其他成员开口，这一个体就会主动的离开群体，选择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这也是所有动物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了“劣汰”原则。人是所谓的“有感情”、“有爱心”的

    在西方，或者因为其历史的“短暂”，故而对动物性的“劣汰”原则保持得最完善，其“尊重只送个有能力的人”的传统，令得西方在这短暂的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的现世财富。同时，这一传统也“逼迫”西人尽力发挥自己的潜能，通过自我能力的展示，获得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尊重。而这自我能力的展示过程中，并不是毫无规范的，社会群体在长久的游戏过程中制定了完善的游戏规则，给予这展示以最大的公正。这种群体的公正意识也令的西方在民主与平等的道路上，始终走在最前面。

    即便是在面对社会地位远高于自己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应对策略：“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这种只听命于自己的直属上司的做法，省去了大量的人为的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以及为往上爬而不择手段的卑劣行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保持了这个社会在群体整体性上的自由与平等，也使得社会在整体结构上不至于失蘅，不至于出现中国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畸形现状，也不至于出现中国社会的“学而优则仕”的奇怪逻辑。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实践了“工作无贵贱”这句话。也使得社会充满了生机，因为只有当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有自己的方向时，作为社会幸福之本源的参差多态才能出现。

    在西方的这种群体公正意识下，作为个体，当你毫无能力的时候，作为一个机制，社会不会抛弃你，它会保障你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但群体下的其他个体，却不一定会在乎你，他们会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表示自己对这一无能个体的不屑。但一旦你以某种方式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后，他们则立刻会改变对你的态度，这种改变与尊重源于你的能力而不是社会地位。而大环境的认可，也不会对这种改变有任何的鄙夷。

    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却有一种廉价而无节制的所谓道德（或者叫仁）的存在。它就是“同情”。我们不是说人不需要有同情心，孟子就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这恻隐之心，是也只能是个体的一种表现或者修养。而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性的必须遵守的规则。作为一个群体，它是不能有丝毫的“恻隐之心”的，群体必须以硬性的规章制度，来保证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或者“弱势个体”与“强势群体”或者“强势个体”之间的平衡，并以完全的公正、公开、公平来保障这两个利益群体应有利益。而不是当其中一方受到损失时，以一种廉价的、群体性的所谓“恻隐之心”来作为补偿。

    但在中国，我们却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某一个体或群体受到了来自另一群体的某种伤害的时候。社会，这个群体并不能给予任何的制度性的补偿，以及随后而来的对发生伤害群体给予相应的惩罚。而是另一群体或受伤害群体内部个体的一些同情。我们欢迎这种同情，但我们却绝对反对社会将这种个体间的同情当作一种制度性的补偿。社会必须有硬性的游戏规则保障利益群体之间的游戏能进行下去。而这一点却又必须是作为群体之中的小个体，对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的觉醒才能做到。同时，这也是唯一可以令得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处境的方法。唯一可以做到人人公平的前提。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无法令得全部的利益群体都完全一样，但至少可以给予其中的弱者以制度性的保护，而不是一种廉价的“恻隐之心”。通过这一制度，建立一种可以平等对话的环境，保障群体之间的对话是公平的。而不是目前的“上级的上级是我的上级”这样一种混蛋逻辑。也只有在这一制度下，才会真正催生出对个体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一尊重来源于个体的能力，而不是其社会地位。这也是对目前中国民众心理上潜意识中的“官本位”思想的最根本的治疗方式。也只有当对个体的尊重，是真正建立在其能力基础之上时，我们的膝盖才不会被外界的物质压力和社会地位压折。

    当一个群体失去了原有的“公平制度”，而代之以人性化的所谓“恻隐之心”时，实际上就等于是鼓励个体将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群体的规则之上。当一个群体步入这一境况时，这个群体也就势必陷入永久性的失去公平、公正的恶性循环中，而一切的“恻隐之心”、“仁义道德”也就只能是纸上空谈，虽然四处被人传唱，却不可能有人真正去实践，因为大家都在等待别人去行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算行动了，也是没有结果的——它没有群体公认的制度作为保障。此时，满口道义的衣冠禽兽与假道学先生，自然横行于世。一旦这个群体受到外界的冲击，群体里的个体就会出现群体性的失语症，整个群体就会失去原来在个体心中所存有的应该遵守的尺度，群体也就会在面对糟粕与精华时，不知取舍，甚至取糟粕而舍精华。此时，这个群体也就面临着死亡了。

东西方的这种在群体意识与个体恻隐之心上的不同态度，使得生存在其文化下的个体，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式。

西方人在游戏开始时，尽量去熟悉游戏规则，然后在游戏规则下，尽个体的最大力量，完成游戏，做到“以正合”。

而东方人在游戏开始时，首先问的是可不可以给予什么照顾，而不是对游戏规则的熟悉。所以东方人喜欢说创新。因为在东方，并没有可以保障的、被个体所认同的游戏规则，大家自然只有“以奇胜”了。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方的这种“个人恻隐之心与群体公正意识的冲突”，也就是东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但获得成功的，肯定是后者，因为后者，尊重个体的能力，而不是社会地位这些表面的东西。